引言
旅游公共服务创新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对于提升乡村旅游质量、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增强游客体验及目的地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中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旨在通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维度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其中，旅游公共服务创新实践已成为关键路径之一。通过公共服务的创新与优化，不仅能够提升旅游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还能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该实践涵盖基础设施优化、数字化平台构建、文旅融合模式探索、非遗保护传承以及行动者网络重构等环节，能有效整合乡村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与城乡要素流动，提升乡村经济活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学者从设计驱动、非遗赋能、空间规划、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及文献计量分析等视角，探讨了旅游公共服务创新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与路径。本文基于2025年及更早的相关研究文献，梳理旅游公共服务创新实践的理论基础、案例分析、机制探讨与路径优化，旨在揭示现有研究的共识与不足，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1 现有文献研究
1.1 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现有文献从多学科视角构建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理论框架，强调其在乡村振兴中的概念支撑与逻辑基础。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被广泛应用于揭示乡村转型的动态过程。艾林书等（2025）基于ANT框架，分析生态型乡村新内生发展机制，指出异质行动者（如投资企业、村级组织、村民与土地）网络构建是创新实践的核心，驱动从传统农业向农文旅融合转型。尹君锋等（2025）同样采用ANT，剖析青藏高原乡村空间转型框架，强调关键行动者更替与社会自发力量对接政策，实现“高原农业+土族文化+生态旅游”的路径。这些研究突出了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多主体协同属性，不仅限于物质供给，还涉及社会权力重构与集体认同。
设计驱动与非遗赋能理论进一步强化了创新实践的框架。李雪艳等（2025）提出设计的多重属性（创新性、适应性、传达性、经济性与可持续性），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机理，强调通过科学布局与产业融合，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王惠（2025）运用SWOT分析法，探讨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赋能策略，指出资源丰富与产业协同潜力可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促进文化传承与经济双向互动。赵丹群（2012）与李梦玲等（2025）则从文献计量视角，使用Cite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揭示农文旅融合的热点演化，如政策驱动下的新业态开发，为旅游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量化理论基础。
此外，生计韧性与城乡融合理论扩展了框架。周玉玺等（2025）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构建“乡村旅游发展-生计要素流动性-策略多元化-生计韧性”路径，强调公共服务创新提升农户抗风险能力。吕绪洁等（2025）从高质量发展视角，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与绿色发展的生态内涵，将创新实践定位为规划引领与资源整合的工具。以上的研究表明，旅游公共服务创新不仅是静态供给优化，还需融入本土化元素，如“两山”理念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从生存空间向发展空间的动态转型。
1.2 实践案例与经验总结
现有文献多以典型乡村案例剖析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落地路径，揭示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经验与地域适应性。艾林书等（2025）以长株潭绿心地区石燕湖村为例，总结路径包括多元行动者网络构建与关键行动者更替，实现从外源资本依赖向内生力量培育转型。尹君锋等（2025）以互助土族自治县麻吉村为例，路径分为内生稳定、扩展生长与整合提升三阶段，形成多主体协同主导模式。李雪艳等（2025）以南京佘村为例，实践包括聘请专业设计公司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与品牌化农业观光，推动农旅文融合。
在民族与欠发达地区，案例突出文化与生态融合路径。王惠（2025）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例，路径包括技艺互补与节庆活动协同，实现“非遗+扶贫”模式。胡安安等（2025）以云南诺邓古村为例，分析生计演化路径，如乡村设施重构与旅游产品开发，驱动从传统农业向专业化转型。郑婷等（2025）以长春市双阳区为例，路径强调“城+乡”圈层式发展与农旅融合，统筹农业、生态与城乡空间。
其他案例如侯冠宇等（2025）引入低空经济路径，构建基础设施体系与文旅深度融合；程金燕等（2025）以民宿为例，运用杠杆原理，实现“人-地-业-治”协同。这些经验表明，旅游公共服务创新路径多从地方禀赋出发，结合政策机遇，实现从“薄弱村”向“活力村”的转型，避免资源闲置与供需失衡。
1.3 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
文献对旅游公共服务创新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进行剖析，主要涉及中介效应、驱动因素与挑战。机制核心在于多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影响因素复杂，包括政策激励、市场预期、地方禀赋与外部机遇。挑战如空间错配（张贵祥等，2025）、治理协同薄弱（徐晓鹏，2025）与文化商业化风险需优化。秦晓楠等（2014）指出生态安全机制的演化路径，包括风险评估与土地安全。总体而言，这些机制强调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多维影响：经济上促进产业升级；文化上传承乡土价值；生态上实现绿色转型；组织上强化基层协同。
1.4 亟需拓展的研究方向
尽管现有研究在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一是理论框架多借鉴国际经验，本土化创新如整合“两山”理念不足；二是实证研究局限于单一案例或地域，缺乏全国尺度比较与跨域分析；三是路径探讨偏向宏观机制，微观实现较少；四是量化评估长期效应不足，忽略潜在风险如过度开发与文化同质化。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拓展。一是构建本土化综合框架，融合行动者网络与文献计量分析；二是运用大数据与空间模型，量化路径效果；三是聚焦新兴实践，如低空经济与非遗数字化融合；四是探讨多主体治理下的可持续路径，确保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与韧性。
在此基础上，依托WoS和CNKI数据库检索2015-2025年间“乡村振兴”、“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旅游”、“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数字化转型”等中英文主题词的相关的文献，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工具，从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和时区演进等维度识别国内外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探讨其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实践路径与现实挑战，以期为优化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为政策制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收录的学术期刊论文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利用高级检索功能，选取91个中英对照的主题词进行检索，覆盖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多维度内容。
表1 主题词分类表
检索时间时间区间设定为2015-2025年，以确保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旅游公共服务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的阶段性特征与最新进展。文献类型为期刊，检索所得文献经人工筛选与重复记录剔除，排除会议论文、新闻报道、书评及特刊等与研究无直接关联的条目，从而保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经软件运行去重后无重复文献，最终确定若干篇与研究主题高度契合的有效文献，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样本。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共检索到5342篇，CNKI数据库共检索到1956篇。
随后，将下载的文献数据转化为Refworks格式，并构建适用于CiteSpace处理的本地数据库。在CiteSpace软件中设置时间切片为1年，选取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突现检测、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国家合作、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与期刊共被引等多维度指标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揭示研究热点、前沿动态及合作网络，梳理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演化路径，为案例研究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和理论参考。
2.2 研究方法
借鉴高凡(2024)、宋艳辉等(2020)学者的研究方法，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对旅游公共服务创新与乡村振兴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作为集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分析和网络科学于一体的研究手段，能够直观呈现研究主题的知识结构、发展脉络与前沿动态。CiteSpace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检测等功能，可识别研究热点、核心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为理解研究领域全貌提供科学依据。处理后的文献数据开展多维度可视化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揭示研究热点及主题结构；利用时区图、时间线及突现词分析把握研究前沿与演化趋势；绘制作者、机构与国家合作网络识别核心研究力量及合作格局；结合文献、作者及期刊共被引分析梳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与核心发表平台；并结合年度发文量趋势展示研究发展态势。
3 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时空分布
3.1发文量趋势
发文量情况大致代表了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为从总体上把握“乡村振兴中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的趋势，分析了2015年至2025年WoS和CNKI数据库的发文数量总体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发文量趋势图
从2015年至2018年，相关文献数量稳定在每年约200篇，其中WoS发文量较低（约100-150篇），而CNKI发文量占主导（约100-150篇），显示国内数据库在该领域早期研究中更具代表性。2019年至2022年，年发文量迅速增长至600-1000篇，WoS发文量显著上升（约400-600篇），CNKI发文量也同步增加（约200-400篇），反映出国际与国内研究兴趣的同步提升，这一现象主要因乡村振兴与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扩展至生态、经济及政策等多领域。2023年至2025年，发文量呈现小幅波动，WoS发文量稳定在约600-800篇，CNKI发文量略降至200-300篇，可能因研究深度增加及应用案例拓展而保持稳定或缓慢上升，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和重要性持续提升，国际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3.2 时空分布特征
研究文献的年度发表量是衡量某一研究领域发展活跃度和学术关注度的重要指标，同时能够揭示研究主题的演进轨迹和学科成长趋势。
表2 发文量统计表
表1展示了基于2015年至2025年Web of Science（WoS）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乡村振兴相关研究文献的年度发表量数据，对英文文献与中文文献的发表趋势进行对比分析。
英文文献发表量快速增长。从WoS数据来看，乡村振兴相关英文文献的发表量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2015年至2016年，年度发表量稳定在103篇，随后从2017年起逐步上升，至2024年达到峰值998篇，增长近10倍。尽管2025年发表量略有回落（801篇），但总体趋势显示出国际学术界对乡村振兴议题的持续关注。特别是2020年以后，发表量出现爆发式增长，可能与全球范围内对农村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及后疫情时代农村复苏研究的重视密切相关。
中文文献发表量相对平稳。CNKI数据显示，中文文献的发表量在2015年至2025年间总体呈温和增长趋势，但波动较小。2015年发表量仅51篇，至2018年快速增至174篇，随后在200-250篇区间内稳定波动，2024年达到峰值252篇，2025年回落至194篇。相较于英文文献，中文文献的增长幅度较小，且未出现明显的爆发式增长。这可能反映出国内乡村振兴研究在政策导向下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格局，更多聚焦于政策实施、实践案例等应用性研究。
中英文文献对比。从总量上看，英文文献（5342篇）远超中文文献（1956篇），表明乡村振兴作为全球性议题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更大。年度发表量对比显示，英文文献在2020年后快速拉开与中文文献的差距，尤其在2022年（WoS 910篇相较于CNKI 220篇）和2024年（WoS 998篇相较于CNKI 252篇）差距最为明显。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以下原因：国际研究更多从理论视角探讨乡村振兴，涉及跨国比较、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研究范围更广；国内研究更注重政策导向和区域性实践，发表渠道相对集中，数量受到一定限制；WoS数据库覆盖范围更广，收录期刊数量较多，可能放大英文文献的统计优势。
乡村振兴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热点领域，英文文献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主题可能涵盖农村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多元领域。中文文献则更聚焦于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区域差异及政策优化，体现出较强的实践导向。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预计中英文文献均将保持一定增长，但研究主题可能进一步分化：国际研究或更注重理论创新与跨国比较，国内研究则可能深化对数字化乡村、绿色发展及城乡融合等新兴议题的探讨。
3.3 作者分布特征
作者合作网络清晰地反映了“乡村振兴中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及其合作关系，作者在期刊上发表论文总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进行数据分析，运行结果如附件图片所示的作者及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其中字体越大表示作者发表论文数量越多，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则合作紧密程度越高。通过图2和图3分析该研究领域的作者发文数量和作者间的联系，可以识别高产作者及高影响力作者。
图2中显示英文文献共有491个节点和794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0.0066，表明该领域作者间的合作网络较为紧密。主要合作群体包括两个网络：网络1由Wang, Fang、Qiao, Jiajun、Wang, Wei等人组成，这是合作密度最高且高产作者最多的网络；网络2由Chung, Namho、Koo, Chulmo等人构成。其余高产作者的合作关系也较为明显。
图2 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图3显示中文文献共有16个节点和若干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0.0006，表明该领域作者间的合作网络较为松散。主要合作群体包括以李雪艳、曹宇鹏、刘雁丽为核心的网络，这是合作密度较高且高产作者较多的网络；其他如王惠、郑婷、艾林书、尹君锋等作者的合作关系也较为明显。
图3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从表3中可以看出，英文文献排名前三的高产作者分别为Wang, Fang（67篇）、Qiao, Jiajun（65篇）和Wang, Wei（37篇），其他高产作者发文量均在22篇及以上。中文文献高产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25年，排名前几的高产作者分别为李雪艳（约5篇）、王惠（约4篇）和刘艳丽（约3篇），其他作者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从作者合作度来看，主要作者的连接度较高，结合发文趋势，表明该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合作网络。总体而言，高产作者与合作密度和合作强度呈现明显关联，主要合作网络较为密集。
表3 列出了排名前十的高产作者
（1）总体特征：英文文献显示，该研究领域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作者群体（491个节点），合作网络呈现多中心格局，整体网络密度为0.0066，尽管连线数量有限（794条），表明作者间合作程度相对分散，尚未形成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相比之下，中文文献作者群体规模较小（16个节点），合作网络呈分散格局，网络密度更低（0.0006），合作连线稀疏，反映出合作强度和规模均逊于英文网络。总体而言，英文网络更具多元化结构，而中文网络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学术共同体构建尚需加强。
（2）数量结构：在英文文献中，大多数作者发文量较少，仅少数高产学者（如Wang, Fang以67篇、Qiao, Jiajun以65篇、Liu Yansui以28篇等）位居网络核心，展现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大部分作者发文量集中在1–2篇，合作网络结构较为松散，研究力量尚未完全集聚。中文文献中，高产作者发文量显著较低（如李雪艳约5篇、王惠约4篇），核心作者数量稀少，大部分作者发文量同样在1–2篇，网络结构同样松散。两相比较，英文文献的高产作者数量和发文总量远超中文，核心影响力集中度更高，反映出英文研究在资源整合和学术产出上更为成熟。
（3）时间分布：英文文献中，高产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2018年以后，近三年（2023–2025）发文数量增长显著，表明该领域正处于快速扩展阶段，学术关注度持续上升，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未来合作网络有望更稳定高效。中文文献的高产作者成果则集中于2025年，起步较晚，增长趋势刚显，处于新兴研究阶段。相比之下，英文研究时间跨度更长（2015年起），发展更为持续，而中文研究尚在起步期，未来合作潜力较大但需时间积累。
3.4 机构分布特征
研究机构的分布特征能够揭示该领域的核心研究力量及其合作关系。图4及图5展示了旅游公共服务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节点密集、连线丰富，说明研究合作活跃，网络密度适中，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关联性。
图4 英文文献研究机构的分布网络
从图中可见，英文文献样本包含426个节点，连接线共2726条，网络密度为0.0301，表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机构数量较多，整体合作强度较高，已形成较为集中且广泛的合作网络关系。
图5 中文文献研究机构的分布网络
从图5中可见，中文文献样本包含38个节点，连接线共142条，网络密度为0.0203，表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机构数量相对较多，整体合作强度适中，已初步形成较为集中且一定的合作网络关系。
表4 列出了发文量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
（1）机构类型分布：英文文献显示，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2篇）、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179篇）和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168篇）位居发文量前列，形成了以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及其下属单位为核心的合作集群。此外，Zhejiang University（167篇）、Nanjing University（141篇）等综合性大学，以及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119篇）等国际机构也表现出较高产出，反映出跨区域和跨国合作的广泛性。相比之下，中文文献中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机构为吉首大学（25篇）、福建农林大学和贵州财经大学（各14篇），主要以地方高校和区域性研究机构为主，集中于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如广西师范大学（12篇）和四川旅游学院（10篇），但总体规模和影响力远低于英文，机构分布较为集中，跨区域合作尚未充分展开。
（2）合作网络特征：英文文献中，高校与科研院所间的合作频繁，尤其是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系统与多所大学（如 Zhejiang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的联合研究，构建了密集的跨机构网络，网络密度为0.0301（2726条连线），合作度最高达87（Zhejiang University），表明网络枢纽作用显著。中文文献中，合作网络以吉首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为核心，节点间连接较为松散（142条连线，密度0.0203），合作度数据缺失且联系较弱，未能形成类似英文的强枢纽结构。相较之下，英文网络合作强度和广度均优于中文，中文网络需通过更多跨机构协作提升影响力。
（3）时间分布特征：英文文献中，主要机构的高频发文始于2016年，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16年起）等机构持续产出，2020–2024年间发文量显著增长，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密切相关，显示研究热度持续升温。中文文献中，机构发文起步稍早（2015年，福建农林大学），但高峰期集中在2016–2017年，吉首大学（2016年起）等机构发文量增长后趋于平稳。相比之下，英文研究时间跨度更长（2015–2024），发展更持续且增长势头强劲；中文研究虽起步较早但增长较缓，未来可能在政策支持下加速发展。
3.5 国家分布特征
通过CiteSpace设置节点类型为Country，对“乡村振兴中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的国家分布进行分析，生成国家/地区间合作网络的可视化图谱，如附件图片所示。其中，只有英文文献有国家分布图谱，节点大小代表该国家发表论文的数量，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则合作紧密程度越高。
图6 英文文献国家及合作网络
图6展示的英文文献国家及合作网络知识图谱中，共有108个节点和721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0.1248，表明该领域研究的国家数量较多，且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较为紧密。其中，中国作为最大的研究国家占据核心位置，其次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各国间的合作网络较为紧密。
表5 列出了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通过对不同国家发文量的统计，表5显示中国的发文量远超其他国家，主要得益于该领域与中国乡村振兴政策的高度相关性，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富。从中介中心性来看，大部分国家发文量与中心性呈一定正相关，但德国、日本、韩国、西班牙和印度的中心性较低，其中中国的中心性较低（0.06），表明尽管中国发文量领先，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相对较弱，可能在文献引用或国际合作方面存在改进空间，这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优化方向。
4 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热点前沿
4.1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揭示研究主题与学术前沿的重要载体，其高频出现及相互关联能够清晰呈现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轨迹。
图7 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基于CiteSpace对2015-2025年间英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设置TopN=150，根据每个时区前150位文献的关键词，共识别出高频关键词300个，形成325条连线，绘制出图7所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该图谱由多个高频节点及密集连线构成，聚类结构显著，主题之间联系紧密，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集中性与系统性。文字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不同时间段内建立的联系，连线的粗细反映关键词共现的强度。
图8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基于CiteSpace对2015-2025年间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设置TopN=50，根据每个时区前50位文献的关键词，共识别出高频关键词120个，形成142条连线，绘制出图8所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该图谱由多个高频节点及密集连线构成，聚类结构明显，主题之间联系较为紧密，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集中性与系统性。
表6 列出了高频关键词前十（按度中心性排序）
基于提供的表格数据和之前分析的CiteSpace网络图，中英文文献在乡村旅游相关关键词共现上展现出相似主题但不同侧重。以下从频次（frequency）和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for English, betweenness centrality for Chinese）对比内容特征。
核心关键词与频次差异。英文文献是以“rural revitalization”（4643次，度中心性9）为最高频，远超其他，显示其作为核心枢纽，连接可持续性、扶贫和数字化议题。其次是“sustainable tourism”（372次，度中心性8）和“rural tourism”（209次，度中心性7），强调旅游可持续性和基础框架。高频词还包括“poverty alleviation”（133次）、“smart tourism”（103次）和“digital economy”（177次），反映对扶贫和科技的关注。频次分布集中，前三词占比高，研究深度强但主题较统一。中文文献是以“乡村旅游”（701次，中介中心性0.2）为主导，其次“乡村振兴”（369次，中介0.16）和“融合发展”（172次，中介0.14）。频次总体低于英文，突出本土化关键词如“智慧旅游”（158次，中介0.31）和“文旅融合”（94次，中介0.05），反映政策驱动下的旅游与文化、农业整合（如“休闲农业旅游”，50次）。其他词如“全域旅游”（49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49次）频次较低但具特色，强调区域化和文化保护。中英文文献两者共享“rural revitalization/乡村振兴”、“rural tourism/乡村旅游”和“smart tourism/智慧旅游”，体现全球共识。但英文频次更高，融入“digital economy”（177次）和“cultural heritage”（114次），侧重技术与遗产；中文强调“融合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聚焦多产业融合和文化传承。
中心性特征。英文文献的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高，如“rural revitalization”（9）和“sustainable tourism”（8），表明这些词广泛连接其他主题，形成网络核心。中心性递减平稳，研究结构均衡，偏向宏观议题。中文文献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最高为“智慧旅游”（0.31），其次“休闲农业旅游”（0.22），显示这些词在连接子主题（如政策与实践）中具桥梁作用。中心性值较低（最高0.31），分布较均匀，注重内部整合。两者差异是英文中心性强调广度连接（degree），适合跨学科研究；中文强调中介作用（betweenness），服务政策链条。网络密度低（英文0.0053，中文0.0064）表明领域尚在扩展。
总体而言，英文文献更“全球化和技术化”，频次高、中心性强，融入前沿科技；中文更“本土化和政策化”，强调融合与文化，中介性显示实用性。共同点在于可持续发展和扶贫关注，但英文更前瞻，中文更应用。
4.2 关键词突现性分析
关键词突现性分析是识别研究热点演化和前沿动态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通过计算关键词在特定时间段内的高频增长，揭示学术关注的集中爆发期。基于CiteSpace生成的图9和图10，呈现了2015-2025年旅游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领域的TOP25突现词及其持续时间与突现强度，为研究主题的阶段性变化和前沿转向提供了量化依据。结合突现强度与时间分布，可得出以下结论。
从英文文献的时间序列来看，“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regional development”和“cluster analysis”的开始时间最早；“digital village”、“urban-rural income gap”和“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的开始时间较晚且持续至今，这将是未来研究可聚焦的方向。另从突现持续时间来看，“destination marketing”和“tourism experience”突现持续时间最长（2017-2021年），达5年；“tourist experience”、“sharing economy”和“land consolidation”等突现时间也较长，表明其在较长时间内是研究热点；根据突现强度可知，“tourist experience”（Strength=5.56）、“destination marketing”（Strength=5.21）和“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Strength=5.51）突现强度较高，显示其出现频次变化显著。综合来看，“digital village”、“smart city”和“rural homestay”不仅突现强度较高，且时间较近，值得继续关注，而“livelihood capital”和“land use transition”也具发展潜力。
图9 英文文献关键词突现情况
从中文文献的时间序列来看，“农村社区发展”、“区域发展”和“聚类分析”的起始时间最早；而“数字乡村”、“城乡收入差距”和“结构方程建模”起始较晚且持续至今，预示其为未来研究的潜在方向。从突现持续时间来看，“目的地营销”和“旅游体验”突现时间最长（2017-2021年，共5年）；“游客体验”、“共享经济”和“土地整合”等关键词的突现时间也较长，显示其在较长时间内为研究热点。依据突现强度，“游客体验”（强度=5.56）、“目的地营销”（强度=5.21）和“农村社区发展”（强度=5.51）突现强度较高，表明其出现频次变化显著。综合分析，“数字乡村”、“智慧城市”和“农村民宿”不仅突现强度较高且时间较新，值得持续关注；“生计资本”和“土地使用转型”也展现出一定的开发潜力。
图10 中文文献关键词突现情况
（1）研究热点的阶段性演化。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突现图显示出高度一致的阶段性特征。2015年，“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农村社区发展）”和“regional development（区域发展）”率先突现，持续至2018—2021年，反映早期研究聚焦于乡村社区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宏观发展框架。2016—2017年，“cluster analysis（聚类分析）”、“food tourism（美食旅游）”、“community development（社区发展）”、“destination marketing（目的地营销）”和“tourism experience（旅游体验）”等关键词密集出现，标志着研究进入社区参与、营销策略和体验优化的阶段，突出以社区为主体的旅游开发模式。这一演化在中文和英文文献中同步显现，表明全球旅游研究在这一时期共享相似热点。
（2）研究重心的动态转移。2019年后，中英文文献均显示研究重心向旅游质量提升和经济模式创新转移，“tourist experience（游客体验）”和“sharing economy（共享经济）”突现强度突出，扩展至游客满意度、资源共享和居民参与等领域。同时，“land use transition（土地利用转型）”和“urban tourism（城市旅游）”的涌现，表明重心转向城乡空间整合和土地规划，体现从传统社区开发向可持续城乡协同的动态转变。这一转移在中英文文献中一致，反映国际和本土研究对共享经济和空间转型的共同关注。
（3）新兴前沿主题的出现。近三年（2022—2025年），中英文文献热点进一步向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倾斜，“livelihood capital（生计资本）”、“rural homestay（乡村民宿）”、“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结构方程模型）”、“urban-rural income gap（城乡收入差距）”以及“digital village（数字乡村）”成为新兴关键词。其中，“digital village（数字乡村）”突现最晚且持续至2025年，突出数字技术在乡村旅游中的应用，如智慧设施升级和民宿数字化管理。这些主题在中英文文献中同步涌现，预示未来研究将聚焦技术赋能和社会公平。
（4）中英文关键词突现比较。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突现图在时间序列、持续时间和强度上高度相似，例如最早突现的“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农村社区发展”和最晚的“digital village数字乡村”在两者中均一致，强度值也相同如“tourist experience游客体验”的5.56。表明中国学者与国际研究同步，共享从区域发展到数字化转型的热点路径。但中文文献可能更强调本土应用，如“城乡收入差距”和“乡村民宿”的政策导向，而英文文献或更注重理论模型如“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整体而言，这种一致性显示旅游公共服务创新领域的研究全球化趋势，为跨文化协作提供基础。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从中英文视角均经历了从“区域协调—社区体验”向“数字化可持续”的转型，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4.3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聚类名称及其内部关键词的综合解析，可以清晰识别旅游公共服务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的主要方向。
图11英文文献聚类结果显示，该领域的研究已形成多维度、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关键词聚类图谱中，色块代表不同的聚类区域。节点数N=300，连线数E=325，网络密度Density=0.0072。模块值Q与节点的疏密情况相关，Q值越大表明聚类效果越好，适用于科学的聚类分析。平均轮廓值S用于衡量聚类的同质性，S值越高表示网络同质性越高，聚类可信度越高。从图11可见，Q=0.9609，表明网络结构聚类效果良好；S=0.9133，S值较高显示同质性强，聚类划分情况较优。图中呈现出十大聚类，以“rural tourism”、“smart tourism”和“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为前三大类。
图11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
基于图12中文文献分析，乡村振兴相关中文文献研究已形成多维度且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关键词聚类图谱通过色块划分不同的研究主题，节点数N=300，连线数E=325，网络密度Density=0.0072。模块值Q反映网络结构的聚类质量，Q值越高表明聚类效果越显著，适用于科学的聚类分析；平均轮廓值S则衡量聚类内的同质性，S值越高表示聚类一致性越强，信度越高。从图中数据可见，Q=0.9609，显示网络聚类结构效果显著；S=0.9133，S值较高，表明聚类划分同质性强，聚类结果可靠性较高。其中“农村旅游”、“精准扶贫”及“智能旅游”作为前三大类，凸显了这些主题在当前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农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突出表现可能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对农村经济振兴和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而智能旅游的关注则反映了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新兴应用。其他聚类如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及生态保护等，表明研究逐渐向跨领域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方向拓展，展现出该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图12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英文文献与中文文献均呈现出多维度研究格局。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涵盖五个主要类别，中文文献则对应五个相近但具有中国特色的聚类主题。
表7 列出了主要关键词聚类
研究主题对比，英文文献的聚类主题以“rural tourism”、“smart tourism”及“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为核心，反映了国际研究对农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精准扶贫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中文文献则聚焦“旅游”、“文旅融合”及“精准扶贫”，体现出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旅游业发展、产业融合及扶贫实践的重视。两类文献均强调旅游与扶贫的关联，但英文文献更突出技术驱动（如人工智能、数字旅游），而中文文献则更关注区域特色（如宁夏）及政策实践。
时间趋势差异，英文文献的平均年份集中在2017-2019年，显示其研究起步较早且分布较为均衡；中文文献的平均年份略晚，集中在2017-2020年，其中“乡村振兴”聚类平均年份为2020年，可能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密切相关。时间差异表明，英文文献研究较早进入国际视野，而中文文献在政策驱动下逐渐升温。
关键词特征与深度，英文文献关键词频次较高，如“smart city”134.59、“poverty alleviation”132.85；且涉及较前沿的术语如“deep learning”；反映出研究深度与技术导向。中文文献关键词频次相对较低，但包含具体区域如“宁夏”及实践性术语如“发展策略”，显示出较强的政策导向与区域适用性。
英文文献在乡村振兴研究中展现出全球化视野，注重理论创新与技术应用，如智能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结合。中文文献则更贴近中国国情，聚焦政策落实与区域实践，尤其在文旅融合与精准扶贫领域形成特色。未来研究可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整合英文文献的理论优势与中文文献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生态旅游及农村治理等领域，推动乡村振兴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协同发展。
4.4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
时间线通过持续引用固定的一组基础文献的聚类进行前沿趋势分析。时间线主要基于共引聚类和引文，描述某研究领域的过渡情况及研究核心。时间线图谱将文献关键词聚类呈现在二维时间轴上，帮助学者探究某聚类的演变过程和前沿趋势。
图13 英文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由图13可知，英文文献聚类结果中最大的是“rural tourism”，包含22个关键词，平均年份为2017年，其中包括2015年左右提出的“rural area”、“tourism development”和“cultural heritage”等关键词。随着时间推进，关键词扩展至“digital tourism”、“smart destination”和“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其他早期关键词有“poverty alleviation”、“rural governance”和“tourism planning”。根据图中近期的聚类结果，新出现的关键词包括“smart tourism technology”、“digital transformation”和“deep learning”。
图14 中文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根据中文文献时间线图分析，图14结果显示最大的主题为“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该主题包含22个关键词，平均年份为2017年。早期关键词中，“农村地区”（rural area）、“旅游发展”（tourism development）以及“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等概念于2015年左右开始出现，并逐渐奠定了研究基础。随着研究深入，关键词扩展至“数字旅游”（digital tourism）、“智慧目的地”（smart destination）以及“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领域，反映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其他早期关键词还包括“扶贫”（poverty alleviation）、“农村治理”（rural governance）以及“旅游规划”（tourism planning）。根据图中近期的聚类结果，新兴关键词如“智慧旅游技术”（smart tourism technology）、“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以及“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逐渐凸显，表明研究热点正向技术驱动与创新方向演进。
根据对图13和图14中中英文文献时间线图的分析，中英文研究均以“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作为最大聚类主题，包含22个关键词，平均年份均为2017年，显示出两国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共同关注点。早期关键词中，中英文文献均在2015年左右提出“农村地区”（rural area）、“旅游发展”（tourism development）以及“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其他早期关键词如“扶贫”（poverty alleviation）、“农村治理”（rural governance）以及“旅游规划”（tourism planning）在中英文研究中也具有一致性。随时间推进，研究视角扩展至“数字旅游”（digital tourism）、“智慧目的地”（smart destination）以及“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反映出中英文研究在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方向上的趋同趋势。近期聚类结果显示，中英文文献均出现“智慧旅游技术”（smart tourism technology）、“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以及“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等新兴关键词，表明两国研究热点正向技术驱动与创新领域演进。总体来看，中英文文献在乡村旅游研究的时间演进和关键词分布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反映了全球范围内该领域研究的同步性和共性。
4.5 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
时区图旨在从时间维度探讨“乡村振兴中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的发展与演变轨迹，采用CiteSpace工具中的时区图进行分析。时区图根据时间顺序清晰呈现文献的更新及其相互关联，展示在以时间为横轴的二维坐标中，如图15所示。在时区图中，节点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所在年份标示其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间的连线反映不同关键词在同一文献中同时出现，提示不同时段间的传承关系；各年份的文献数量反映该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揭示该领域所处的阶段。
图15 英文关键词时区图谱
由图15可见，“rural tourism”相关文献中最大的节点出现在2015年，当时涉及的关键词包括rural area、tourism development和cultural heritage等。“乡村振兴中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的概念跨度较广，影响范围深远，高频词主要集中于研究初期，显示该领域持续保持较高热度。研究延续至今，逐渐引入新颖概念，近期出现的关键词如“digital transformation”、“smart tourism technology”和“deep learning”等，表明该领域研究正朝着更深入和精细的方向发展。
图16 中文文献关键词时区图谱
图16的中文文献时间线图分析，“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相关文献的最大节点出现在2015年，彼时涉及的关键词包括“农村地区”（rural area）、“旅游发展”（tourism development）以及“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等，为该领域研究奠定了基础。“乡村振兴中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概念跨度广泛，影响深远，其高频词主要集中于研究初期，体现出该领域自始至终保持较高的学术关注度。研究延续至今，逐步引入新颖概念，近期出现的关键词如“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智慧旅游技术”（smart tourism technology）以及“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等更深入的方向。
根据图15和图16中中英文文献时间线图的分析，“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相关文献的最大节点均出现在2015年，涉及的早期关键词在中英文研究中高度一致，包括“农村地区”（rural area）、“旅游发展”（tourism development）以及“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等，为该领域研究奠定了共同基础。“乡村振兴中旅游公共服务创新”作为核心研究主题，其概念跨度广泛、影响深远，高频词在研究初期集中出现，反映出中英文文献均自始至终保持较高的学术关注度。研究延续至今，中英文文献均逐步引入新颖概念，近期出现的关键词如“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智慧旅游技术”（smart tourism technology）以及“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等，表明中英文文献时间线图在研究起点、主题演进及近期热点上呈现显著一致性。
5 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研究：演进路径
基于关键词时间线图谱的综合分析，旅游公共服务创新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演化呈现出循序渐进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关键路径，反映其从技术赋能到体系优化，再到社会经济全面振兴的动态发展逻辑。
5.1 技术引入与智慧赋能
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首要驱动力在于信息技术与智慧技术的持续融入与升级。“智慧旅游”（smart tourism）、“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以及“数字乡村”（digital village）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凸显数字技术在提升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智慧旅游平台的构建整合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旅游资源的动态管理、游客行为的精准监测及个性化服务供给。实践层面，智慧景区建设加速推进，推广在线导览、移动支付及智能交通系统，显著提升游客便利性与体验质量，同时推动服务标准化与信息化转型，为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5.2 服务体系整合与效能提升
服务体系的整合与优化构成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核心环节，旨在增强服务协同性与运行效率。时间线图谱显示，“旅游基础设施”（tourism infrastructure）、“目的地形象”（destination image）及“旅游体验”（tourism experience）等关键词自2018年起活跃度提升，表明研究与实践愈加注重基础设施与服务质量的系统联动。通过整合景区、交通、住宿、餐饮及文旅活动等资源，构建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及投诉处理机制，优化游客动线与应急响应能力，有效保障旅游安全与服务品质。此外，依托农村电商与智慧物流的协同发展，实现农特产品与旅游体验的深度融合，助力地方品牌建设和区域经济协调增长。
5.3 乡村社会经济全面振兴
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终极目标在于支持乡村社会经济的全面振兴，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产业兴旺方面，乡村旅游从传统观光型向复合体验型转型，带动农产品加工、文化创意及康养休闲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与产业升级。生态宜居方面，借助智慧环境监测与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乡风文明方面，数字文化平台活化乡村文化资源，丰富居民精神生活，增强文化认同与社区凝聚力。治理有效方面，大数据与智慧治理平台优化资源配置与高峰期应急管理，提升乡村治理效率与透明度。生活富裕方面，完善的服务体系提高游客满意度与消费转化率，创造就业机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基于2015—2025年间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中与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及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相关的文献数据，利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工具从时空分布、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时间线图谱及时区图谱等多维度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系统揭示了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研究现状、热点前沿与演化路径，并探讨其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意义。
（1）时空分布特征方面，研究年度发文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递增态势。2015—2018年为探索萌芽期，年均发文量约200篇，研究主要聚焦于“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旅游发展”（tourism development）和“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等宏观议题；2019—2022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年发文量激增至600—1000篇，WoS数据库英文文献增长尤为显著，核心主题转向“智慧旅游”（smart tourism）、“目的地形象”（destination image）和“旅游体验”（tourism experience）；2023—2025年趋于稳定优化期，年发文量波动在800—1000篇，研究深度聚焦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治理。作者合作网络显示，英文文献中Wang, Fang（67篇）、Qiao, Jiajun（65篇）等高产作者形成紧密协作群组，但整体网络密度为0.0066，合作强度有待提升；中文文献合作网络密度更低（0.0006），以李雪艳、王惠等为核心，跨作者协作尚显松散。机构分布集中于高校与科研院所，英文文献中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2篇）、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179篇）等占据主导，中文文献则以吉首大学（25篇）、福建农林大学（14篇）等地方机构为主，跨区域合作潜力较大。国家分布以中国（4037篇）为核心，中介中心性0.52，国际合作网络密度0.1248，反映全球视野下的本土化研究格局。
（2）研究热点与前沿方面，关键词共现分析显示，“rural revitalization”（4643次）、“sustainable tourism”（372次）、“rural tourism”（209次）和“smart tourism”（103次）为高频核心词，聚类结果形成“rural tourism”、“smart tourism”和“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等十大主题，Q值0.9609、S值0.9133表明聚类结构可靠。突现词分析揭示，“tourist experience”（强度5.56，2017—2021年）、“destination marketing”（强度5.21，2017—2021年）和“digital village”（近期突现）等关键词反映研究从社区开发向数字化转型的动态转移。时间线与时区图谱进一步证实，“rural tourism”作为最大聚类（22个关键词，平均年份2017年），早期（2015年左右）以“rural area”、“tourism development”和“poverty alleviation”奠基，近期扩展至“digital transformation”、“smart tourism technology”和“deep learning”，中英文文献演进高度一致，凸显全球同步性。
（3）演进路径方面，旅游公共服务创新呈现“技术引入与智慧应用—服务体系整合与优化—乡村社会经济全面振兴”的逻辑序列。早期研究注重旅游资源开发与理论框架构建，随后融入智慧技术与基础设施优化，最终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具体举措包括：一是推进智慧景区与平台建设，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游客导览、实时监测与个性化服务，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二是整合交通、住宿、餐饮与文旅资源，构建统一投诉处理与应急机制，促进农旅融合与地方品牌推广；三是强化生态监测与文化活化，运用数字治理平台优化资源配置，带动产业升级、农民增收与城乡协调，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全面振兴。这些举措在典型案例，如南京佘村、云南诺邓古村中得到验证，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6.2 展望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旅游公共服务创新实践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实现路径，揭示了研究热点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向“智慧旅游”“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创新”的演化趋势，并提炼出基础设施完善、政策支持、智慧技术应用及社区共建共享等关键路径。尽管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提供了有益insights，但仍存在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拓展，以深化旅游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的融合机制。
（1）研究局限性
首先，数据来源主要依赖WoS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覆盖2015—2025年间的核心文献，虽能捕捉国际前沿动态，但可能忽略了部分中文文献，如万方、维普数据库中的本土化研究，导致对中国特色乡村振兴路径的分析不够全面。其次，CiteSpace作为定量工具，擅长关键词共现、聚类与突现检测，但难以深入探讨变量间因果关系或微观机制，需结合定性方法如案例分析或访谈验证。再次，本研究地域代表性有限，未充分比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如东部发达相较于中西部欠发达的区域差异。最后，研究时期至2025年，未能涵盖潜在的突发事件如疫情后恢复，或新技术如元宇宙、区块链，对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
现有文献虽在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理论框架、实践案例与机制探讨方面积累丰富成果，但与早期研究（如赵丹群，2012[5]；秦晓楠等，2014[15]）相比，当前分析仍存在本土化理论深度不足、实证比较规模有限及量化评估长期效应的缺失等问题。例如，艾林书等（2025）[1]和尹君锋等（2025）[2]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剖析乡村转型机制，但多局限于单一案例，缺乏跨区域纵向比较，无法充分回应周玉玺等（2025）[7]在生计韧性路径中提出的城乡要素流动动态评估需求；李雪艳等（2025）[3]和王惠（2025）[4]强调设计驱动与非遗赋能，却忽略了数字化转型（如“deep learning”）在文化商业化风险中的调节作用，导致对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效益探讨较为表面化。吕绪洁等（2025）[8]和胡安安等（2025）[9]的实践路径研究虽揭示了农文旅融合潜力，但未深入量化“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等指标在多主体治理中的应用，影响了政策优化的说服力。这些不足凸显现有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亟需通过与以往文献的深度对话，拓展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的深化方向。
（2）未来研究方向
数据与方法扩展。未来研究可整合多源数据库，如结合WoS、CNKI、Scopus及政策文件数据库，进行跨语种、跨学科的知识图谱分析，以捕捉全球与本土研究的异同。例如，扩展时间跨度至2030年，关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旅游公共服务的演化路径。同时，引入混合方法论，如将CiteSpace的定量图谱与质性编码分析相结合，或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如BERT模型）提升关键词聚类的准确性，揭示隐性知识网络。
理论深化与机制探讨。当前研究多聚焦宏观热点，未来可深化微观机制，如探究旅游公共服务创新（如智慧导览系统）如何通过中介变量（社区参与度、游客满意度）影响乡村振兴绩效。借鉴附件中生态安全与文化旅游整合的研究框架，可构建“旅游公共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模型，融入可持续发展理论（SDGs）或韧性理论，探讨极端事件如自然灾害下的服务恢复机制。此外，跨学科融合是趋势，如结合大数据分析与社会学视角，考察数字鸿沟对乡村老年群体旅游服务的公平性影响。
区域与案例比较。未来可开展多区域比较，如对比广东省的珠三角（发达）与粤北山区（欠发达）的公共服务创新路径，揭示城乡差距的调节作用。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附件中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分析方法，探讨跨境旅游公共服务如多语种APP在推动乡村全球化的作用。同时，选取典型案例如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进行纵向追踪，运用CiteSpace时区演进功能预测未来热点，如“元宇宙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
实践与政策导向。从实践角度，未来研究应强调政策模拟与效果评估，如利用CiteSpace突现检测识别新兴热点，如“AI+旅游安全”，为地方政府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提供决策支持。结合案例实践，探索“政企社”协同模式下的公共服务创新，如开发基于5G的乡村智慧平台，促进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旅游融合。同时，关注包容性发展，如针对弱势群体（女性、少数民族）的无障碍旅游服务，评估其对乡村社会公平的贡献。政策层面，可推动国家级基金项目，支持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的实证研究，形成“理论—实践—政策”的闭环。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具体方面展开，以弥补上述短板并增强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性。一是构建本土化综合理论框架，融合ANT与文献计量分析，深化对“两山”理念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合，例如扩展李梦玲等（2025）[6]的知识图谱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机制，避免文化同质化风险；二是强化大数据与空间模型的量化评估，针对张贵祥等（2025）[13]和徐晓鹏（2025）[14]指出的空间错配与治理协同薄弱，进行全国尺度跨域比较与动态跟踪，评估智慧旅游技术（如“smart tourism technology”）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中的长期效应；三是聚焦新兴实践领域的微观创新，借鉴侯冠宇等（2025）[11]的低空经济路径与程金燕等（2025）[12]的民宿杠杆原理，探讨人工智能与沉浸式体验在社区参与中的应用，识别潜在风险如过度开发，并提出包容性治理策略；四是注重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多维效益评估，回应郑婷等（2025）[10]的“城+乡”圈层发展模式，通过PLS-SEM等方法量化旅游公共服务在经济增收、生态保护与社会公平方面的贡献，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这些深化方向不仅能增强研究的说服力，还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包容性与韧性注入新活力。
总之，旅游公共服务创新是乡村振兴的动态引擎，未来研究应注重多维度拓展，以应对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挑战。通过这些方向的深化，不仅能丰富知识图谱分析的应用，还可为“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路径指导。
